“从上面高寨沙坝，到下游新寨村高粱地，一共5800米，都归我管，我是河长。”说这话的时候，53岁的稻香村村委会主任周英祥正站在羊昌河左岸，上下一指，俨然是一个气吞山河的“大将军”。从2017年3月起，他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一同成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羊昌乡羊昌河稻香村段的村级河长。
作为长江、珠江“两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贵州举全省之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2009年开始试点，到2017年全面推行五级河长制，历经近10年的探索，贵州构建了五级党政领导主抓、主干、主责的河长体系，实现各类水域河长制全覆盖。
“中央要求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考虑到我们省属内陆山区省份，小河流居多，所以提出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确保大河小河每一条都有河长负责。”贵州省水利厅负责人说。
“未设河长以前，锦江河不仅水脏，水质不达标，而且白色垃圾多，现在这些问题不存在了。”家住铜仁市碧江区锦江广场社区的席银菊，每天早上都会和老伴到沿江步道散步，每每说起锦江河的变化，她都会竖起大拇指。
河流水质的变化，来源于不断创新的管理手段。这些年，贵州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大扶贫、大生态、大数据”这样的发展定位。在河长制的推进过程中，大数据思维让巡河监管更加轻松便捷。
“大家都可以参与巡河，信息更全面，数据统计更准确，这个APP让我们巡河更方便了。”指着手机里的贵安新区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移动端，党武镇河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李维开心地说。今年年初，贵安新区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移动端正式上线，目前已经具备区级、镇级、村级的互通互联。
“这个APP还有个亮点，就是普通群众也可以参与巡河。”贵安新区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移动端除了向河长开放之外，还专门搭建了民众投诉平台。在贵安新区每一条河流公示牌上都会设置二维码，群众如果发现某段河流出现污染问题，扫描二维码就能实时反映所发现的问题。
“以前每月巡河情况上报，纸质材料几百页，现在所有信息都通过移动端实时上传反馈。”李维坦言，这样不仅节省成本，对问题的处理将更及时。此外，这个APP还具备定位功能，能够监督河长是否在责任河段巡河，保障上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高效地开展河长制管理工作。
不只在贵安新区，依托大数据应用，贵州各地通过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将现有各种基础数据、监测数据和监控图片等有效整合，为“河长网格”提供了智慧“大脑”，也方便实施在线监测新模式，让全省范围内河道保洁覆盖更全面，治水监管无死角，问题处理更高效，开启了“大数据+河长制”的新模式。
河长制更需河长治。治水带来实效，而更广泛的影响在岸上。近年来，贵州把河长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将河长制作为“一把手”工程，全力推进河长制各项工作。贵州省委、省政府将全面推行河长制作为助推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大生态战略行动的需要，并写入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
2016年11月24日，在贵州省河长制推进的进程中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河长制首次纳入地方性法规。贵州省通过了水资源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全省江河（湖泊、水库）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全面推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的河长制”。此举率先将河长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该条例也是全国首部省级地方性水资源保护法规。
针对小河流居多的实际情况，贵州在推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的同时，还设置了各级河长24450名，同时招募民间河长。民间河长发现问题，政府河长解决问题，从而调动社会力量开门治水，形成了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治水、护水格局。
在贵州省招募的民间河长中，既有环保志愿者，也有环保专家，专业涵盖环境、化工、地质等领域。“专家型民间河长，能从水环境治理的角度看出问题所在，提出专业整改意见和建议。民间河长能发现一些政府河长注意不到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对河流水环境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贵州省水利厅厅长王扬说。
不仅如此，全省各地更是依托河长制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贵阳市要求做好南明河水环境治理及城市供水优化配置，以最高标准抓好水环境治理，确保南明河还清于民、还清于城。遵义市市级河长向市总河长领责，县级总河长向市总河长递交《全面推行河长制承诺书》。在黔南州，河长制工作纳入重要议程，“一把手”抓落实，有效解决工作推进难题。西秀区旧州镇浪塘村，河道管护被纳入村规民约，河道水质逐渐变好，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福泉市金山办事处着力构建“两重两建一考核”机制，重方案制定、重业务培训，建立三级包保责任制、定期专题例会制度，同时每月对巡河员进行一次考核奖惩，层层压实责任。
如今，走进贵州，满眼是绿，这既是大自然给予贵州独特的恩赐，更是贵州人民长期守护的结晶。全面推行河长制不仅是中央部署的一项重大改革，水治理体制和生态环境制度的重大创新，更是贵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有力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