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干部干、群众看，政府买单、群众不买账等困境，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将“群众的事交由群众办”，在村民组成立由群众公选产生的“组管委”“组监委”等机构，让村民充分共商共管共治村庄事务，群众主动发展的愿望强烈了，党群干群关系也更和谐了。
村庄大变化，两个“想不到”
走进福泉市的大小村寨，半月谈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不用政府组织，一村男女老少每天自觉清扫乡村道路和房前屋后;有农民开车到几十公里远的外乡，为村庄建设捡需要的鹅卵石;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主动转账、发微信红包给村民，支援家乡建设……
今年3月以来，福泉市政府在没有出钱或仅资助较少经费的情况下，当地群众自发筹资1000多万元、投工42.5万个，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对于福泉大小村寨不等不靠、主动发展的热闹场面，福泉市各级领导干部用两个“想不到”来表达。
一是没想到群众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变化这么大。在基层工作17年的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几年前，村里开个会还要给村民发5元至50元不等的误工费，而一些村因修路占地问题，一条路硬是五六年修不成;同时，一些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根本没想到群众能组织起来、发动起来。
二是没想到“组管委”这么管用、实用。福泉市委组织部部长潘建辉说，福泉市在借鉴该市个别村寨2010年为修通乡村路，应急成立村民小组自治管理委员会(简称“组管委”)，有效解决村民修路占地、投工投劳、质量监督等工作需要的基础上，于今年3月在全市60个行政村922个村民组全面成立了“组管委”。“没想到基层管理一变天地宽，‘组管委’这么管用、实用。”
因组制宜建村民自治体系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针对2004年福泉市小村并大村改革后，一个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3800人、村干部只有5个人的实际情况，福泉市引导村民从热心公益、公道正派的党员、乡贤、返乡务工群体中，推选5至12名组内“精英”担任“组管委”委员，并选其中1名委员担任“组管委”主任(不一定是村民组长)。“组管委”目前按照“乡镇党委—村党支部—组管委”模式接受乡村两级党组织领导。
“‘组管委’将过去组内大小事务由组长一人决定、一人督办变组内5至12名组员或全体组员共同决定、共同督办，做到了大家之事大家商量办，压缩组长违法乱纪空间。”福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崇武说。
“信任不能替代监督。”福泉市牛场镇党委书记唐斌介绍，该镇一些村民组还建立了村民自治监督小组，负责监督“组管委”日常工作，并对本组资金、资产、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金山街道岔河村、仙桥乡大花水村等地村民对半月谈记者表示，“组管委”成立之后，组里既对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等惠民政策公开评议决策，又对隐瞒家庭真实收入争当贫困户、好吃懒做不想发展的群众进行了公开教育。
而“组管委”制定的“组规民约”，有效规范了村民行为，助推了村寨发展。例如，岔河村老山寨“组管委”根据村民不得故意撂荒土地、不得滥办酒席、不得赌博的“组规民约”，从村民手中收回100多亩撂荒地，种植中草药、经果林等作物;治理村民滥办酒席之风，一户村民一年平均减少“吃酒”支出1000多元;村民赌博打架之事绝迹。
在“组管委”中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福泉市基层干部认为，“组管委”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完善“组管委”，当地干部群众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唐斌等基层干部表示，以前一些村干部，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推选优秀人员入党，或者只在“自己人”中发展党员;组建“组管委”之后，乡镇发现了不少热心公益、能力突出、愿在农村发展的青年才俊，建议组织部门积极利用“组管委”平台，培养发现更多乡村振兴的后备人才。
一些“组管委”成员表示，去年10月份以后，福泉市将村民小组长每月的误工补贴提高到500元，而其他“组管委”成员虽然干着同样的事，却没有任何补助，建议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提高“组管委”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推动“组管委”长效运行。
福泉市委书记郭正勇表示，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形成的“组管委”村民自治体系，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下一步福泉将在较大自然寨建立“寨管委”，让善解纠纷、代表民意、有强大执行力的“组管委”“寨管委”成为新时代巩固党最末梢政权组织的坚固磐石。（半月谈记者 李银 李平）
